2007年11月27日星期二

缘起

整理:陈昭钦、陈志伟 2007-03-08

现在汉语体系里的“学术”概念是源自于西方的。在英语中最早出现“学术”一词是在1549年,来源于拉丁语中的“academia” 一词。在英语世界,“学术”是指一种纯粹的求知活动,它源于柏拉图的学院(academy)活动。科学性是学术研究的特点,也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和价值所在。所谓科学性,就是指研究、探讨的内容准确、思维严密、推理合乎逻辑。开展学术研究,写作学术论文的目的,在于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学术界是以学术为目的和内容的精神文化世界。支撑这个世界的硬件是学术人、学术组织、学术活动和学术媒体,支撑这个世界的软件则是学术信念、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学术制度和学术传统。学派一般是学术共同体发展到相当水平、相当高度之后的产物,是学术发展中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学者们探求真理的一种组织形式。如果说学说仅仅是个体的话语表达,那么学派是共同思想者的集体话语的表达,尔后成为一个理论,成为思想。后来的研究活动就会沿着这里开展。

一个学说如果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等于取得了全世界普遍的认同。

相关于佛教的这个版图必须有正信佛教徒的参与,所以我们有必要关注学说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证据与数据阐明佛教的论理和体现出佛教以应有的精神面貌。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工具和共通的语言,佛教徒只有掌握人类的科学知识,在学术这个平台、体制里站住了脚,才能入世实践佛法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佛教徒才真正的算是参与了建设这个世界和文明。

现代佛教学术研究起源于欧美,日本迎头赶上,以汉文为基础的佛教学术研究,无论是质和量都远远不如欧美和日本学者,尤其是在文献学和语言学的训练。如果和基督教比起来,整体佛教界的学术成就更是望尘莫及。尤其令人担心的是,现代很多出名的欧美和日本佛教学者,对于佛教的品论和看法,和传统佛教并不一致,致使佛教学术研究无法为佛教界展现他应有的价值。

佛教发源于印度而渐渐为全世界所接受,比如说佛教曾经在马来西亚/东南亚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很多的辉煌的佛教事业 。但是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在学术界里,对于佛教学术的关注,研究还是相当的贫乏的。 在马来西亚,有系统的佛教研究,几乎接近零。

如果说汉传佛教(中国,台湾)在世界佛教的学术上,成就远不如西方和日本,那么大马佛教在这方面,更是令人汗颜,和中国,台湾比较起来,我们几乎可以说还没有起步。对外面对西方/基督文化的冲击,对内佛教又有自身内部的问题,无可否认这个时代的佛教,对于人类文化、社会发展,世界和学术界的影响力,我们是日趋式微。有鉴于此,无论是为了挽救世界佛教学术研究所面对的危机,还是为了大马佛教的前景,大马佛教界现今有必要栽培一班富有宗教情操的学术精英和成立佛教研究中心的迫切性、必要性。

1。 为佛教徒争取佛教学术发言权

和汉传佛教比较起来,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在西方是比较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遗憾的是这两个传承的佛教徒,并没有非常出色的学者可以代表佛教在学术界发言。汉传佛教虽然有印顺导师和吕澄这样出色的佛教学者,尤其是前者,对于佛法思想和精神的掌握,可以说汉传佛教界的奇迹。这两个出色的佛教学者,他们丰硕的佛学研究成果,如从思想和哲学角度来看,简直可以列为世界级的大师,可惜他们的成就并没有受到世界学术界的认可。由于佛教徒自身不去争取在现代学术领域来诠释佛教,这些任务如果被非佛教徒来当担,必然无法正确的理解佛教,举个例子:例子一:西方两个著名的佛教中观学者,E. Lamotte 和Poussin都是天主教神父,后者一生对于佛教中观哲学不存好感,认为它是澈头澈尾的虚无主义,把中论说成佛教的断见;另一方面,后起的李查•罗宾生,桅山雄一和穆谛在内的许多学者,却把龙树的中观佛教说成是某一种意义的辩证法(dialectic), 否定为了显示最高真实,犯了中观佛教 “不空“的错误,这是佛家的常见 。汉传佛教学者,印顺导师和杨惠南对于中论的诠释,明显是比较符合中论的原意,不过汉传佛教学术尤其是文献学和语言学非常的弱,导致国际佛教学术界无法吸收汉传佛教学的研究成果。西方/日本/印度佛教学者往往是以西方文化或者站在婆罗门教的角度来诠释佛教/佛法;这样的情况,欧美学者如此,日本学者亦然。比如说佛教学术界一般认为婆罗门教和佛教只是对于奥义书的不同诠释。

例子二:佛教学者霍韜晦认为佛陀的无我说其实是某一層次之上積極的承認一個自我 ;翻译很多南传佛教经典的坦尼沙罗尊者认为佛教的无我说其实是一种“非我“的策略 。这样的论调和一般西方,日本,印度佛教学者的观点,没有多大区别-佛陀只是借着非我的策略来达到最高自我-梵的境界。非我的说法,为印度教/奥义书的最高自我保留了空间,无怪乎学术界会认为佛教是印度教的派系之一,连甘地也高声呼喊:佛陀是一个真正的印度教徒。

身为佛教徒,我们应该把佛教学术研究的发言权争取回来。


2。 培养一批具备学术涵养和佛教情操的佛教学术精英

现代著名西方/日本学者多重于文献和语言学, 忽略了文献学只是一种工具,佛法的智慧,思想和哲学才是佛教研究的目的,这样的态度往往得出不利于佛教,或流于表面甚至不符合事实的结论,更遑论以佛法来达到安身立命了。很多佛教学者在学术上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人格,道德是没有直接关联,对于佛法也没有深刻体会,这样的局面,对于佛教发展来说是不健全和危险的。

佛教毕竟是一个宗教,佛法要解决的终极目标是生死,生命的课题,而不是做为一般的世间知识。因此,佛教界需要培养更多的有素质,有涵养,有宗教使命感的佛教徒,成为佛教学术界中的佼佼者。唯有一个具备学术成就和道德品格高的佛教徒,他的学术成就才会为佛教界带来应有的贡献,提升广大佛家徒的宗教品质。


3。 加强对大马佛教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的研究

佛教学术界一般上是围绕着佛学,思想和哲学的探讨。很少学者会对佛教发展,佛教课题和社会课题作深入的探讨,这或许是著名的佛教学者不一定是富有宗教情操得佛教徒,所以对于佛教的存亡和发展,并不会有太大的关心。大马佛教界在这方面的成果也很少,我们对于自身的佛教发展历史,组织、寺院文化等等很多课题并不很了解,偏偏这些研究对于未来佛教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4。大马佛教界缺乏一个资料中心

佛教自公元世纪初就传入马来西亚,我国也有过非常兴盛的佛教王国如狼牙修(Langkasuka), 相传从世纪初至十三世纪1。佛教在本土所流传下来的历史,佛教文物,古物,人物等,我们都没有很系统化的把它发掘,收集,整理和保留下来。大众对历史的理解,总是喜欢评头论足,自由发挥一番。解析历史固然很重要,可是我们对历史本身的挖掘是否应该更加重视呢?

远的不说,单是近代大马佛教界的三位大师,苏曼伽罗法师(佛教青年运动之父)、 竺摩法师(汉传佛教之父)和达摩难陀长老(南传佛教之父),随着这几位大师的圆寂,失去的不仅仅是万人敬仰的老师、带领马来西亚佛教徒走过独立前后那种大时代的精神领袖 。。。。失去的还是一本本非常宝贵的历史书、经验论理和参考资料。

我们还可以默默地接受多少珍贵的资料继续流失?

我们也需要把过去佛教界,大学学院及国外对于大马佛教界的各种论文、文献,加以收集和整理,以方便日后做为佛教研究的参考资料。我们期待,这个学会的成立短期内能够凝聚马来西亚佛教学术人员的力量,去提倡与推动马来西亚佛教发展的研究;致力于把大马佛教学者推向国际佛教学术舞台,促进知识分子对于佛教/大马佛教的认识,争取佛教徒在学术界的发言权。


总结


长远来讲,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成立一个马来西亚佛教资料与研究中心。

透過科学、系统性的手段收集证据和材料,历史学家和社会研究学者可以重构不同面向的历史發展,如階級形成、移民和迁徙、社会流动和历史的伤痕等。來自领袖人物、平民百姓和少数族群的口述故事,可以拓展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的视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啟发他们以崭新的角度,重述一個社会的历史。口述历史正好填补了统計和量化调查的不足,让我们可以掌握量化数据以外的材料,使我们可以欣赏冷冰冰的制度和结构以外的人性和动态。

一個蘊藏马来西亚佛教徒集体记忆的历史资料档案,將有助培养马来西亚佛教徒的本土意识和社会认同感。透过建立一个至今最大的马来西亚佛教发展档案库、出版跨計划的历史、文献目录和發展适用於本地文化的学术研究计划,本学会將朝着成立一所全国性的、规模完备的马来西亚佛教发展资料及研究中心迈进一步。

未来我们甚至希望这个中心能够在国际佛教学术上的某些课题上,尤其是大马佛教课题,扮演领航者的角色;对佛教学,社会学,佛教经典,思想,哲学,文学,考古,语言与文献学等做整合研究,以期能够揭发佛教对于现今和未来人类社会的价值与贡献,为佛教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中找到它应有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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