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价值和佛教

郑庭河 2007/01/25


中国佛学发展到中世纪时期，比如于唐代，已经是非常高深奥妙的了，后人若要深入了解、如实体会已极为不易，遑论“开新”。然而，每一个时期的佛学往往亦是当时期之佛教立足于对生命、自然、社会、文化等万象的体会而环绕着佛陀的中心义理阐发而成的。

能够如此有机、动态地理解佛学，我想佛学界就会比较能够体会到探索和开新的必要。佛教界其实早已了解到现代化的必要，但许多人的现代化概念往往仅囿于“形而下”的“器”层面，即技术和制度面，而忽略了思想和精神领域的现代化——或至少与现代性的对话。坦白说，佛教未必得跟风地认同现代性，但面对现代性愈来愈主导现实情境的形势，也必须有其态度和应对之道。

由于儒家几千年来居于中华文明之主流的地位，以及其浓厚的保守及忧患意识，当代新儒家在面对现代文明席卷全球的影响之际，很自然的便自我担当起思索中华传统文化之当前处境及未来命运的重任。实际上，作为传统中华文化的主要成员之一，中国佛教于此亦有当仁不让的义务，或权利。只是明清以来，各种因素所导致的中国佛教的积弊和弱化，已造成其思想上、学术上的狭隘、贫血和倦怠，以至毋须等到现代性的冲击，其本身早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被虚化、边缘化了。

无论如何，自晚清到民国时期，开始有一些文化人、思想家、改革家等发觉佛理的重大意义及时代价值而对之进行发掘和重释，比如魏源、龚自珍、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乃至当代新儒家之中，如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牟宗三等，亦有受佛学影响之色彩。但是，这些具一定开创性的人物都不是从佛教的本位或眼界开展其关怀意识、建构其思想体系的，顶多算是参照与借鉴于佛学而已。

中国佛教佛学进展较薄弱

今天，中国佛教的处境和表现当然是比过往改善许多，但于佛学上的进展显然还是比较薄弱的。在对文明和文化的思考上，以及整体中国哲学的发展上，华人基本上还是交予儒学（甚至于道学——尤其老庄）扮演主导性的角色。是以当今中华思想界具代表性的大师级人物基本上都是儒者（或者儒家的同情者）。只是最近，研究中国佛学者才比较多，也比较有初步成绩而已。

实际上，相对于儒家思想，今天的佛教于制度层面已由于环球化的缘故而开始走向全人类，包括中国佛教于西方的扎根开花。现今佛教即使于佛理上无多大建树，但于信仰传播和社会实践层面还是颇有进展的。之所以，佛教本质上实比儒家更具备跨越民族界线及文化区域而担负起为全人类思考现代性问题的宏观基点及视野，惟这优越条件还没被充分的认知和开拓而已。

总结而言，现代化的重大挑战便是如何认识、评估、判断现代性，以及与现代价值进行调适、融贯或转化。就如当代新儒家所探索的现代意义下的儒学该如何于“内圣外王”的传统思维和理念框架下，开出个体自由、法治、人权、民主、科学等契合现代标准之价值体系那样，现代佛学必须解答本身如何建构契合，甚至超越现代价值的价值体系。

比如说于经济领域，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人性的异化（包括佛性的遮蔽），今天的佛教界迟迟无以提出慎密完备，足够令人信服，或至少耳目一新的见解提案，实际上已是一大缺憾了。

今天的佛教若与进步、合理的现代价值及标准格格不入，乃至比一般现代人更沦于异化（比如金钱崇拜、物质主义），那更别论要如何回应、超越现代性了！

《转载自南洋网- 登彼岸 - 墙角云思》